编者按:河南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即将迎来百年华诞，为此我们计划编撰《河南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院志》，设置“忆往——我与河大数学缘”栏目，旨在总结学院近百年来的办学经验，挖掘校友们记忆中留存的各种精彩故事和美好瞬间。期待各位校友能够用文字呈现您对母校最深刻的记忆，记录传道授业的师长，叙写相互砥砺的学友，回忆课堂内外的美好瞬间，介绍您在这里的成长经验，分享您人生事业的收获，为学院的百年华诞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更为后学者以深深地启迪。我们热切期待您的积极参与，不吝赐稿！相关稿件我们先将以微信公众号形式推出，然后在院志专栏择优刊出！来稿请发至hdsxxy2019@163.com信箱。
难忘的五四年之夏
易宗安
1953年秋，我被录取到河南大学，离开老家江西北上，至开封入学，在东三斋住了一年。这一年真是幸运的，因为东三斋门前就是两个水泥球场，旁边有单双杠，对面是宫殿式的七号楼，左边是图书馆，右边是雄伟壮丽的大礼堂；从后门出去，是广阔的东大操场，有400米跑道、足球场和十几个篮球场，这真是学习、生活和身体锻炼的好寓所。每天早上和下午许多老师和同学在门前、门后的场地上活动，经常有外边的代表队来校比赛，而我们的体育老师——多是老河南省篮球代表队员和开封市代表队员，也常上场作精彩的表演。教我们俄语的晁光伦老师，那时是年轻力壮的体育爱好者，常在单杠上翻大圈，篮球场上经常有他跑跳的身影。到了晚上，熄灯前照例播送一曲《二泉映月》，催人入梦。早上起床信号，则是一支欢快的轻音乐，唤人醒来，真如神仙般的美妙。每到周六的傍晚，水泥球场上就立起两个柱，挂上彩灯，放起音乐，全校师生在虹光下学跳舞。这都在我们的门前，我们自然经常参加这些文体活动。也有的时候，自己一人在门前周围树下的小路上来回散步，看着不远外的六号楼、七号楼和巍峨的大礼堂，心里非常惬意。
假日里，自然是到各旅游点观光，常去的有龙亭、铁塔、禹王台、大相国寺、博物馆、书店街和古城外的沙岗。还到过北边几十里外的黄河边宿营，去观赏那黄河博大雄浑的气魄。有时，南天上突然出现一长列天兵天将，徐徐落下，那是驻汴的空降兵部队经常进行的跳伞训练。
那时的河大，老一代人才荟萃。校长是嵇文甫(兼副省长)，副校长是张柏园(省委宣传部长、后为副省长)，秘书长是王教斋(后为副省长)，教务长是郭晓棠(后为省委宣传部长)。各系有许多省内外知名的教授，如我们数学系李新田主任教代数、老教授黄敦慈教微积分、杜孟模教授教解析几何(当时兼开封市副市长、后为副省长)，都很有名，号称“李代数、黄微分、杜解析”。他们先后为我们讲课，我们能得到这些名师的指点，真是一生中非常幸运的事。
在开封的这段岁月里，最令我难忘的，是一九五四年的夏天，因为在这个暑假里，我经历了一些非常难得的事情。
放假前，学校就动员学生能回家的尽量回去，因为河南省第一届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预定在河大大礼堂召开，代表们食宿均在河大，所以要占用较多的房子。因此一放假，大部分同学都离校了，我和钟哲焕同学因家里太穷，连往返路费都掏不出，便留在校中。
过不几天，突然数学系辅导员朱铅身同志把我们找去，在问了一下日常情况后就说:“省高招办公室需要两个工作人员，你们恰好又没回家，就你们两个去帮一下忙，怎么样?”我一想，反正放假没什么重要事，工作需要的话也应当去，就满口答应了，钟哲焕同学也是这个意思。朱铅身同志说:“那么你们明天上午去小礼堂参加开会。”我们说:“行”。就这样，几分钟谈话，我们就成为省高招办工作人员了。
第二天上午，来到低矮、潮湿、阴暗的小礼堂里，这不过是一个稍大点空荡荡的平房而已，一看也不过就十个人吧！大家去找了几条学生坐的长木凳，围成一个小圆圈坐下，一个稍矮微胖的中年人往起一站，一说话，就算是开省高招办成立“大”会了。简单说了些情况，提出今年要求，然后分了一下工。我们两人是数学系学生，就分工管拆卷、算分、登分填表等工作。然后就散会了，总共可能就半个小时左右，接着就到前面河大校门内西边平房开始办公了。这时才知，这个中年人就是省高招办张主任，而我们干的工作要现在来看，竟是最重要的机要工作。可在当时，谁也没有把张主任当成是省里大官，我们自己也根本没想到我们所干的工作的性质，全当成平常的工作一样。
这之后，记得的一件事是组织考生听报告，地点是在解放影院，报告人是省委宣传部长张柏园同志。我们工作人员自然忙前忙后，并参加听报告，这才第一次见到了我们河南大学的副校长张柏园同志。整个报告内容全忘了，只记得好像谈到了要考生向毛主席学习，还提到了毛主席写字的事。另外，就是发现他上台下台时脚有点跛，心中有点疑惑，是否在过去受过伤？整个印象较深的就只有这些了。
考完后，改完的卷子陆续送来，我们就忙开了。一科一科拆卷登分，计算每人的平均分(那时是以平均分划线为录取依据，不是像现在以总分划线为依据)。上、下午都是中间休息一二十分钟，如果买来西瓜和鸡蛋糕，大家就在一起吃上一通，然后又回去各干各的。没人闲扯，不是工作需要大家也不来回串门，各人完成各人任务就是。以至到现在回想起来，竟连一个人的姓名和情况都没记住，就连主任也只知道姓张而已。更奇怪的是，从始至终，没有什么家长、学生来办公室找或打听情况，而我们登分填的表全放在桌上，中间休息时都到外边去了，也没有任何人趁此机会进来搞名堂。到了下班时，卷子、表格往抽屉里一放，锁上门就行。哪里有什么保险柜和保卫人员呢？整个暑假，工作非常安静平常，没有任何吵吵嚷嚷的情况。特别是，竟没有一个人来检查一下我们登的分对不对，算的平均分错不错、填的表对不对，全靠我们自觉地工作。我们也没有认为这是什么机密工作和手中掌握着许多重要的东西，干完了以后，也没有拿一分钱的报酬。那时我们也根本没想干了就要什么报酬，而认为是应该干的平常工作，干完就又去过我们的假日了，以后，也没有借此去省教育厅找过谁拉关系交朋友。此后30年，1983年我大孩考大学，录取工作在辉县百泉宾馆进行，那里人山人海，托人找人打听消息的成百上千，大孩回来说那里连大门都进不去，更不用说机要部门了。我听了，回想1954年之夏我的那段经历，真是感到恍如隔世，情况已大不相同。那时的十来个人的省高招办以及人的思想工作情况，和今天无法相比，连我这在省高招办工作过的人想起来，都感到当时的情况不可思议，叫人难以置信。
在这一段省高招办工作的日子里，出现了两件事至今难忘，也是到今天为止还未全有答案的两个谜。
一是工作进行到拆卷登分的最后阶段时，突然发现一份卷子上最后写了一封信，内容大致是:“已经考了几次了，都未考上。这次如果再考不上，就没脸见人了。所以，这次不管什么地方，也不管什么专业，只要能录取就行。否则的话，只有去投卫河了。”一看是新乡市一女生写的，当时感到既突然，又很为难。与钟哲焕同学一说，共同查了查分数，果然总共才一百多分，一平均自然很低，远远达不到录取线，可不录取就有人跳河，这是人命关天的事，从未经历过这情况的我们，自然急得团团转。后来我想了个主意，在招生的高校中有一个“新疆畜牧医专科学校”，还没有一个考生填报此志愿。既然该女生提出“不管什么地方，不管什么专业”，何不就破这一个例，将她录取到远方的这所高校呢？可这不是我们两人职权范围的事，便商量去找张主任。
拿着此卷一出门，恰好张主任朝东走来，就在路上向他说明情况，并提出我们的建议，张主任呢？我现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他接过卷子，看了看上面的信，停顿了很短一段时间想了想，然后斩钉截铁地说:“不行！如果这样可以的话，那高考就没有意义了。”……自然，我们又回到了办公室。那时人们的工作作风就是这样，自己职权范围的事，自己处理，特殊情况向负责领导报告，领导人回答也不拐弯抹角，而是行就行，不行就不行，没有人扯皮，也没有人说情、送礼和纠缠个没完。
我们当然感到张主任说得既干脆又有理，便放下了此事，但从这以后，心上总好像有块大石头，对以前根本不注意的新乡市关心起来了。假期里，天天看报纸就看报上是否有新乡落第女生投河的消息，直到假期过后许久未见有，才放些心。后来，由于平原省撤销，两省高校调整，所有老河南大学的理科全部搬迁至新乡成为"新乡师范学院(即现在的河南师范大学)”，我们竟然到了新乡，毕业后留在新乡工作至今，也未听说1954年高考有人跳河的事。但心里一直想着，这女生当时一定很失望，很痛苦，不知她这以后是怎么过的，希望她能找到新的出路，一生过得平安幸福。可是当时竟没有记下她的名字，以至今天连她是谁、在什么地方、这几十年经历如何，都一概不知，这仍是个未解开的谜。
另一件事就是当年的高考成成绩，有两个考生成绩特别突出，平均分都在92分多，超出所有考生平均成绩十多分。一个是男生，汝南高中的张景中；一个是女生，开封女高的荆先。从登记表上的照片看，男的光头小个，女的短头发。当然是按他们的第一志愿录取，即张景中到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荆先到清华大学原子物理专业。我们商量要记住这两人名字，看这两人以后是不是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此后，在报刊上果然出现了张景中的名字，在1956年《数学进展》杂志上刊登了他写的《论f(xy)=f(x) f(y)》的论文，此时他才上大学三年级，但1957年后就杏无音信了(真想不到那落第的女生没去新疆，而这高考状元却去了新疆)。20 年过去后，在书店才又见到他写的数学小册子，《数学通报》上也提到他是中国科技大学教授。以后在1991年，郑州举办数学报告会，邀请的讲学人中有张景中，单位是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会议通知我去参加，因我已退二线，改派孙锦霞、杨桂花、胡燕冰三位老师前往。我托她们捎去了一封信前往面交，目的是想证实一下这个张景中是否就是几十年前那个省高考状元。我又写信通知钟哲焕，他也写信去询问，后来从回信和捎来的口信中知道，就是他本人。他说真想不到几十年来竟有人这样关心他，并说我写的情况除汝南写成南阳外，其他都对，还叙述了他这几十年的简单经历，题了几行字作为回报。后来四川成都也举行数学报告会，特别函邀我们两人前往。我们因为只是好奇，想证实一下几十年来关心的事，并没有想别的什么，所以没去，此后也就没有再联系了。
张景中——这位1954年河南省高考状元，倒是历经坎坷，终于成名，成为数学家了。可是另一位高考状元——荆先呢? 至今不知下落。我们想，大概她学的是原子物理保密专业，所以一直隐姓埋名吧。我们希望，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的事业里，会有她的一份功劳，希望她一生幸福。但究竟具体情况如何呢？至今仍是个未解开的谜。
假期开始后一段时间，原先因大批学生离校而冷清了许多的校院逐渐热闹起来了。先是省里的工作人员忙于布置省第一届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的会场，把整个校院从大门外到大礼堂装扮得彩旗招展、喜气洋洋；接着是各地市县的代表陆续报到，许多车辆也进进出出，来往奔驰。不几天，鼓乐齐鸣，隆重开幕，那时白天开会，晚上有文艺演出，着实热闹了好些天。在这一段日子里，印象较深、至今仍记得的有两件事：
一是看到了常香玉同志。
“常香玉”这个名字，我在江西省高安师范上学时就听说了。那时抗美援朝，祖国人民听了志愿军回国报告团的汇报后，都为自己的优秀儿女在前方仍是小米加步枪式的情况而万分着急，纷纷起来捐献钱财为志愿军买飞机大炮。当时，江西全省八十多个县提出每县一架，捐献一个“八一空军师”。就在这时，中州一声春雷,“香玉剧社”捐献一架“常香玉号”飞机，震动了全国。要知道，这只是一个剧社呀！要积累买一架飞机的钱困难是多么大呀！可是常香玉同志与剧社成员一起，在中央和各省市的大力支持下，走南闯北，不知演出了多少场，付出了多么大的劳动、吃了多少苦，硬是说到做到，完成了任务。这一壮举，鼓舞了多少中华儿女奋勇向前，胜利地去完成抗美援朝的重任。我上学来到河南开封，快一年了，虽然没有看到常香玉同志，但每天学校广播里经常播放她唱的河南梆子，以至于我也会哼上几句，喜欢起豫剧来了，可是一直没机会看到她。
一天清晨，我正在河大礼堂东面空地上锻炼身体，不知谁说了一声：“常香玉！”我愣住了，只见好几个人往南跑去，我明白过来也跟着去了。来到路边，只见一女同志从东向西走来，看见我们，自然也知道是为什么，却没有拐弯绕道走，而是带着会意的微笑安步平常地从我们面前走过。我们呢？只顾看着、看着、看着她走过去。过后有的人说，大概是清早上东大操场城墙下去练嗓子了，这是每个演员早上要做的功课，也是为了晚上给全体代表演出。我们那时，由于事情出现得太突然，前后也不过几分钟，都只顾看着，连一句问候的话也没说，更没想到要请常香玉同志签个名留念，算是美中不足的一点遗憾吧！
另一件事是大会结束后全体代表合影留念，地点就在大礼堂前面西侧的空地上，围成一个大半圈，上下好几层。这里面有河南省党政军主要领导和各地市县的代表，许多英雄模范专家学者，真是群英荟萃，机会难得。我们一直在前边看着，成为这一历史性场面的见证人。后来，再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因为不久省会迁郑州，省级机关都走了，而那个留影地也因盖化学楼占去了不少。只是那个盛大场面，还依稀留在记忆里。
又过了好些天，我在七号楼前走着，忽见一群人从前边西方的校办公室区向东走来，到大路上朝大门走去。一看是送嵇文甫校长和王毅斋秘书长赴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我们留校的同学自然也赶上跟着去送。到了大门口，不知是谁先提议，有好几个人就把两人拾了起来，出门往西走，两位代表在众人肩上面带笑容，不停地向大家招手，一直到西边医学院门口才放下，小汽车已在那等候，两人上车进京去了。记得后来他们从北京开完会回来，嵇文甫校长还站在东四斋前操场中领操的大木桌上，给欢迎的师生们讲话。开幕词，他说，“毛主席用诗一般的语言致了开幕词，中间几乎每说一句大家就热烈地鼓一次掌，真是振奋人心。”
这一切都过去后，假期就结束了。老同学要返校，新同学要报到，我们也就又忙起来了。先是老同学陆续回来了，其中很多南方同学因长江发大水京广线中断，而改走上海绕道返校。那一年北边车只通到孝感，汉阳整个淹没，汉口则全靠加高大堤挡水，军民奋战，终于保住了汉口市内没有被淹。南边的同学，都从株洲往东去上海，转了个大圈，一路见闻不少，自然平添了不少话题。
再就是迎接新同学了，那时全国统一招生统一分配，因而录取了不少加拿大、印尼等国的华侨子弟。我们班同学在上海上车时就遇见了印尼归国的一批，他们见到我们同学的微章，自然问起河南大学在哪，有多少人。当告知他们有一两千学生时，他们很惊讶，因为在他们那里，有名的大学只有一二百个学生。后来到了开封、到了学校他们又问开封有没有大街，当告知他们刚才从车站到学校经过的就是大街时，他们失望了。再到宿舍，是六、七个人或十几个人一个屋子，双层床，没有自来水，也没有公共汽车，连我们洗脸也是自己用桶去提，厕所是土厕所，这一切和他们想象的相差太远了。于是，有一个女同学坚决不上要走，经学校联系，同学们再把她送到车站，去北京上华侨子弟实习学校去了,但大部分华侨子弟都留了下来。
其间还有一件可笑的事，就是这些华侨子弟每人都带有至少一两个大皮箱、一件乐器(小提琴或手风琴)、一辆自行车，到车站迎接的同学当然热情帮他们一件件拿着、扛着，而让他们空着手，把他们一直接到学校。他们竟然把我们同学当成了搬运工，像他们在国外对苦力一样指挥着，态度不够平等友好。后来才知这都是比他们年级还要高的老大哥学生，是他们的同学啦！这才都当成笑话说了起来。
不几天，学校就要开学正式上课了。令人遗憾的是，因为教工增加，学校决定东三斋改作教工宿舍，我们数学系的学生就搬到大礼堂后面原河南行政学院的十几排平房中去住了，从此离开了可爱的东三斋。又过了一年，因平原省已撤消，河大理科全部调往新乡，我们就又从此离开了可爱的故都开封和河南大学。自那以来已过去40年了，只在1974年暑假因霞姐来信告知父亲病重，回江西先去上饶找霞姐时路过开封一次，也没有下车，只是凝神北望。那朦胧的城墙轮廓，远处的铁塔都依稀可见，却看不到母校河南大学及里面的东三斋的身影，十几分钟后连开封古城也在后隐没了。回想起几十年前在河大的生活，有如过眼烟云，那些老领导老教授也都已作古，真如康有为在龙亭上刻写的一副对联的下联所说：“东京梦华销尽，徒叹城廓犹是，人民已非。”有无限的感慨。怀昔思今，先后成词二首，录此作为本文的结束吧！
忆汴京词二首
( 一)汴京美
最美登龙亭
东京梦华舒眼底
丽日约聚上河心
菊香鸟歌迎
(二)河大忆
最忆东三斋
仙乐时催深梦醒
彩光普照慧人来
小径独徘徊
——本文摘自《河南大学忆往》（陈宁宁编， 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
作者简介：易宗安，男，1936年12月出生，江西安义人。高级教师。1953年考入河南大学数学系。因院系调整，1957年毕业于新乡师范学院数学系。曾任新乡师范学院、新乡工专、新乡市六中教师，新乡市二十二中副校长，1997年退休。江西安义文峰诗社社员，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会员。